雨后的清晨，渝黔交界处，群山云雾缭绕，记者驱车沿盘山路进入綦江区最南端的石壕镇。

镇附近的苗儿山麓，石壕红军烈士纪念碑巍然矗立。碑后，5座红军烈士墓呈弧形排列，庄严肃穆，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正俯身擦拭墓碑。

他叫赵福乾，今年64岁。记者走上前去，他直起身来，指着墓园里的雀舌黄杨说：“这几株树，是我父亲当年用箩筐一筐筐从老墓园背来的。父亲走后，我就继续守墓园。”

▲在石壕红军烈士墓，赵福乾（右一）在培训年轻讲解员。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不远处，红军街街口，一群身着红军服的中学生列队集合，准备踏上“红途勇士”研学线路。

导游举着小红旗，用扩音器喊道：“今天的徒步路线，就是当年红一军团走过的路，这条路全程6公里，大家有信心吗？”“有！”童声清脆，在山谷间回荡。

父子两代

苗儿山下接力守护红军墓

赵福乾一家与这座烈士墓园的渊源，要从他的祖父母说起。

1935年1月，红军过境綦江时，赵福乾的祖父母在酒店垭经营一家小饭馆。“红军战士有时向他们借厨具做饭，为表示感谢，总是帮他们干些挑水劈柴的活。我父亲赵志怀那时只有7岁，红军战士常常带着他一起玩耍。”

“小孩子嘛，跟红军叔叔熟了，成天跟前跟后的。”赵福乾说到这里笑了，“爷爷奶奶常对我父亲说：‘红军为咱穷人把命都搭进去了，这份恩情得记一辈子。’”

“这句话，我父亲从小记到大。”赵福乾说，1951年，父亲报名参军，奔赴抗美援朝战场，因作战英勇两次荣立三等功。退役返乡后，他婉言谢绝了组织在县城安排的稳定工作，回到‌龙门村（今长征村）当了村支书。

让赵志怀守了半辈子的，是20世纪60年代他参与修建的位于綦江白果村的红军烈士墓。墓中安葬着在石壕及周边牺牲的5位红军烈士，他们有的在侦察、筹粮途中遭地方反动武装伏击，有的因伤病掉队后被敌人杀害。

墓修好后，赵志怀不仅亲手在墓前种下几十株雀舌黄杨，还主动当起义务讲解员。

1976年，綦江县委、县政府在苗儿山麓重建红军烈士墓，把5名烈士的遗骨迁葬到了现在的位置。由于不知道这些烈士姓名，因此墓碑上只镌刻“红军烈士之墓”几个字。

赵福乾说，迁葬那天，父亲看着新墓园，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随即突然想起，十多年前亲手种下的那些雀舌黄杨，怎么能不陪着烈士呢？当即决定，把那几十株树从老墓园一株一株背到新墓园。

山路难行，往返一趟就要花5个小时。赵志怀白天忙完村里的事务，下班后扒两口饭，拎着根扁担、挑着两个箩筐就进山了。每天只能背几株树，他背了整整半个月才全部移栽完成，人都瘦了一圈。

家里人很不理解，觉得他费这个劲干什么。赵志怀却说，雀舌黄杨长得虽慢，但四季常青，当地人叫它“千年小”。种在这里，就是告诉后人，伟大长征精神万古长青。

1998年，赵志怀卧病在床。弥留之际，他紧握赵福乾的手，一字一顿地嘱托：“福乾，我走了以后，你要替我照看好红军烈士，把他们的故事传下去。”

赵福乾接过了接力棒，在墓园旁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工作室里，摆开一摞摞史料，致力于挖掘、收集、整理石壕红色历史。这些年，他走访乡邻，远赴江西核实史料，整理出“红军司务长血染茅坪坝”等10多个红军故事，编撰完成8万余字的《红色石壕讲解资料选编》。

空闲时间，赵福乾就到红军烈士墓、红军纪念碑、红军桥等遗址作现场义务宣讲，累计讲解450余场，受众达5万余人次。

两代人守护一座无名烈士墓园——这份执着的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在支撑？

记者决定沿着当年红军在綦江走过的方向，探寻历史的更深处。在那里，1935年1月那寒冷的冬夜，一场关乎中国革命生死的战略佯动，正悄然拉开帷幕。

▲綦江区石壕红军烈士墓。（本报资料图片）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红一军团

为保卫遵义会议转战綦江

“这条路我走过很多遍了，每次带人走，感受都不太一样。”綦江区档案馆副馆长、原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平说。

我们从石壕红军街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在綦江的足迹，重温90多年前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往事。

走不多远，就是红军桥。

▲綦江区石壕红军桥。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这座桥横跨洋渡河与高山河，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原名两河口桥。”陈平说，1935年1月，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直属队和第一、第二师都走过这座桥。红军走后，老百姓就改口叫它“红军桥”，一直叫到今天。

站在桥上，陈平指着不远的山势收窄处说，那就是当年红军进入綦江的方向。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中共中央决定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军队向遵义方向合围。为保卫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受命向桐梓、綦江方向挺进。1月15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进驻綦江羊角，多次击溃来犯敌军，成功守住遵义北面这一重要屏障。在遵义会议结束后，1月21日，红一军团到达石壕，佯攻重庆，策应大部队转移，司令部即设立在此地禹王宫。

当晚，一部分红军在石壕街上宿营，一部分驻扎在李汉坝一带，22日开拔，进军赤水。

红军在綦江虽然只有短短几天，但留下了太多故事。陈平说，当时国民党军队和地方乡保大肆造谣抹黑红军，但红军进驻石壕后，秋毫无犯、买卖公平，主动帮群众劳作、开仓分粮，用自己的行动让群众看清了，这是一支真正为了人民的队伍。

红军借群众的门板和稻草睡在大街上，离开前把院坝打扫干净，把水缸挑满。当时石壕流传着一首民谣，陈平随口念了出来：“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司务长的故事。”陈平说，1935年1月21日中午，红军一部在綦江石壕镇与贵州桐梓县交汇处的箭头垭午饭后继续前进，留下司务长和两名战士归还借用群众的物件，并用银元兑换战士购物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3名红军被尾随的敌人包围，1名战士牺牲，1名负伤，司务长为掩护战友突围被捕。

敌人对他实施酷刑，但他始终闭口不言。农民赵兴伍偷偷送去饭菜，他怕连累百姓，坚持不吃。22日，敌人将他押到茅坝坪杀害。

陈平说，红军转战綦江虽只有7天，却对保卫遵义会议胜利召开起到重要作用，也确保了中革军委经赤水北上战略计划的完成。

91年过去，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被铺成了研学步道；红军喝过水的溪流，浇灌着山下的黄桃林和杨梅园；红军借过灶台的老街，挂上了“红军街”的牌子，游客来来往往。

历史没有停在1935年，它换了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

接续传承

红色基因点燃乡村振兴火种

站在苗儿山顶俯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的标识牌醒目可见。

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石壕镇修缮綦江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石壕红军烈士墓等革命遗址，建成8公里红军步道、石壕1935“红魂苑”等红色打卡点，集中展陈百余件历史老照片、烈士遗物及家书。

当地定制了沉浸式研学产品，将长征历史场景融入徒步线路中。2025年以来，石壕镇累计承接市内外研学团队216支，接待研学游客3.1万人次，成功联动18所高校建立思政实践基地。

在安稳镇崇溪河村——红军进入重庆的第一个落脚点——“枫香树下1935红军街”已成为热门打卡地。

红色文旅的兴起，直接改变了当地群众的生活。石壕镇石泉村村民王玉强在煤矿关停后转型经营农家乐，“旅游旺季时客房常常满客，一年营收近30万元。”村民黄腊秀开办的小餐馆“年收入能稳定在20万元左右”。据统计，自红色旅游线路开通以来，石壕镇年均增收约200万元。

文化传承也在迭代。石壕镇联合重庆师范大学打造“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青春”艺术思政课，获评全国“大思政课”优秀典型案例；联合贵州省桐梓县尧龙山镇，推动渝黔两地红色故事宣讲联动。

傍晚时分，记者再次经过烈士墓，夕阳将纪念碑的影子拉得很长。赵福乾锁上工作室的门，指着墓园旁新栽的红枫说：“等秋天叶子红了，满山都是火红色，就像当年红军举的火把。”

山下，红军街的灯火次第亮起，研学归来的孩子们唱着“红星闪闪放光彩”走过青石板路。

91年前，一支队伍从这里走过，留下一个关于“为了谁”的答案。今天，这座小镇用红色基因点燃了转型的火种。

石壕的故事告诉我们：长征从未远去，它只是换了种方式，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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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石壕 我重新理解了“路”

在石壕采访的几天里，我走了很多路。

从红军桥到红一军团司令部旧址，从烈士墓到红军洞，再到那条被当地人称为“红军路”的山间小道。起初我以为这只是采访的必经流程——走走看看，听听记记。但走着走着，一些东西开始在心里悄然改变。

印象最深的是那段4.5公里的山路。当地同志建议我们走“下坡方向”——从石泉村（即当年的石壕场）出发，向红军桥前进，这样能省些力气。即便如此，走到后半程，坡路变陡，脚下的土石路面开始打滑，队伍里有人滑倒，有人不得不手脚并用。我扶着路边的树干喘气，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91年前，那8000多名红军战士走的是反方向——上坡。而且是寒冬，穿着草鞋，背着装备，身后还有追兵。

那一刻，书本上读到的“长征精神”，具象又可感。

在红军桥头，58岁的守桥人陈文涛对我说，他哥哥陈文全守了这座桥43年，直到去世。“哥哥一做就是43年，我也要做到。”陈文涛说得平淡，像在说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

红军桥所在地，石壕镇高山村的党总支书记李尚国说了一句话让我记了很久：“我们个个都是守桥人。”

一座桥，三代人，整个村子都在守。守的是什么？是桥，更是一段记忆、一种信念。

在烈士墓前，64岁的赵福乾告诉我，他父亲赵志怀临终前嘱托他“把红军的故事传下去”。如今他带出了50多名年轻讲解员，“一个人的声音有限，一群人的传承才能让红色故事永不褪色”。

重走长征路之前，我以为“路”只是地理概念。在石壕走了几天之后我才明白，有些路是用脚走的，有些路是用一生走的。赵志怀走了一生，赵福乾走了30多年，陈文全走了43年。他们走的，是同一条路——一条把红色记忆传递给后人的路。

来源： 新重庆-重庆日报